以“理”或“天理”作为本体范畴的哲学学说。以宋儒二程（颢、颐）和朱熹为代表，他们视“理”为世界的根本，而“理”则是精神性的抽象本体，“空阔净洁底世界”（朱熹语）。程（颢、颐）认为“万物皆只有一个天理”（《遗书》卷二上），“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粹言》卷一）。在理、气关系上朱熹更明确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理。”（《晦庵文集·答黄道夫》）并指出“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同上）。“理”便是“形而上”决定天地万物存在的“生物之本”。程朱学派强调“理者，礼之谓也”，用哲学的形式论证了封建礼教、三纲五常等伦理制度的合理性，“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文集·读大记》）。在理欲关系问题上，二程把物质欲望（“欲”）视为同道德（“天理”）相对立的东西，“人心莫不有知，唯蔽于人欲，则忘天德也”（《遗书》卷十一）。认为唯有通过内心的善（天理）恶（物欲）观念的斗争，“灭私欲则天理明矣”（《遗书》卷二十四）。朱熹对二程的理欲关系的看法作了某些修正和补充，提出“人欲中自有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同上）。他明确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同上），又认为“人欲”如果“安顿”在“天理”所规定的“恰好处”，本身便是“天理”，如果人欲“安顿得不恰好”，就是“天理”的对立面。朱熹认为凡超越于“理”即封建道德原则规定的人欲，这是不容许的。故强调“遏人欲而存天理”（《孟子集注》卷二），“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孟子集注》卷五）。于是又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好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程朱的这种理欲观，曾受到宋代事功学派的陈亮以及明代思想家吕坤、李贽等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