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伦理价值观。夷，指少数民族，有时也泛指异邦；夏，即华夏之邦。夷夏，指民族区别，尤指文明程度与伦理道德方面的分野。春秋时期，孔子为了维护周礼，提出“夷夏之防”的思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把是否奉行忠君孝亲之道，作为划分夷夏、区别文野的标志。孟子认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秦汉以后，“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儒家所继承。唐韩愈为了排斥佛教，维护儒家道统，重申此说，认为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及其伦理纲常，乃华夏之正统，而“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文化殊异。尊佛无异于“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原道》），主张罢黜佛教。明清之际王夫之，鉴于明亡于清的历史教训，也力倡华夷大防，“防之不可不严”（《读通鉴论》卷十四），认为华夷之别，在乎文野，华夏文明程度高，重“君臣父子之伦，诗书礼乐之化”（同上，卷三），而夷狄则法制疏略，衣食粗犷，“非我类者不入我伦”（《春秋家说》卷三中），我之仁义“非以施之异类者也”（《读通鉴论》卷四）。至近代，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加深，人们习惯称西方为“夷”，故对夷夏之辨率多从反对侵略的爱国主义立场去理解。熊十力说：“自孔子作春秋，昌言民族主义，即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也。但其诸夏夷狄之分，确非种界之狭陋观念，而实以文野与礼义之有无为判断标准。凡凶暴的侵略主义者，皆无礼无义，皆谓之夷。”（《读经示要》卷一）对“夷”不仅应“等诸鸟兽”，而且“必严厉诛绝之”（同上）。夷夏大防包含有大汉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消极因素，但对于加强华夏民族的凝聚力和维护民族文化有其积极意义。特别是在近代，由于融入爱国主义的新内容，又起了唤醒民众，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