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阴阳和五行两说的合流。以“术数”为基础而发展起来。始于春秋战国时的燕齐方士。《管子》称阴阳为“天地之大理”，又说：“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出入”；“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将阴阳和“五行”、“五方”、“四时”相配合，解释季节更迭和天象变化，为初始阴阳、五行说的自然哲学特征。战国末期阴阳家驺衍创“五德终始”论，“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把朝代更迭和阴阳消息、五行生克、五德终始进行牵强比附，以阴阳五行言人之历史，发展成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吕氏春秋》则用阴阳五行说的基本观点讲音律和历数，进而推测天体运行、万物生长和历史的演变，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附会的臆测。西汉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用儒家思想阐发阴阳五行说，认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以阴阳五行解释天地起源和万物生成。又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举贤良对策一》），称“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赋阴阳、五行予道德的属性，进而提出“人副天数”：“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以天道运行、四时次序附会社会秩序，构制“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体系，开汉代谶纬神学之先河。阴阳五行说对后世哲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北宋周敦颐创“太极”说，称“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太极本无极”，确立了以太极阴阳为主要观念的宇宙论，为朱熹哲学体系提供了基本思维格局。王安石用阴阳二气的运行说明五行“皆各有耦”，“往来于天地之间而不穷”。清戴震肯定“阴阳五行，道之实体”，说：“举阴阳则赅五行，阴阳各具五行也；举五行即赅阴阳，五行各有阴阳也”（《孟子字义疏证·天道》），对阴阳五行说作了唯物主义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