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的思想。意指用法治国而不求取智贤之人。儒家主张人治，孔子特别器重智贤之人，主张“举贤才”（《论语·子路》），“尊贤”（《论语·子张》），“见贤思齐”（《论语·里仁》）。针对这一思想，商鞅提出“任法不任贤”。指出：“举贤能，世之所以治也，而治之所以乱。”因为“世之所谓贤者，言正也；所以为善正者，党也。听其言也，则以为能；问其党，以为然。故贵之不待其有功；诛之不待其有罪也。此其势，正使污吏有资而成其奸险，小人有资而施其巧诈。初假吏民奸诈之本，而求端悫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众，庸主安能以御一国之民？”（《商君书·慎法》）因此，明主“不可以须臾忘于法。破胜党任，节去言谈，任法而治矣”（同上）。认为举贤才的结果是“贵之不待其有功，诛之不待其有罪”（同上）。韩非发展了这一思想，把“法”与“术”、“势”结合起来。指出：“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韩非子·五蠹》）由此得出结论：“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因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