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名辩思潮中的主要论题。曾盛行一时。“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也”（《战国策·赵策二》）。宋大夫兒说主其说而服齐稷下之辩者（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公孙龙著《白马论》加以充分论证，并以此闻名于时：“龙之所以为名者，乃以白马之论尔。”（《公孙龙子·迹府》）公孙龙从“唯谓”正名原则出发，以“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为标准，认为“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并以“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为标准，进而认为：“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分析了“白马”与“马”两概念的差异，“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说明“白马”与“马”两概念在外延方面的差别：“以有白马谓有马；谓有马为有黄马，可乎？未可。”后期墨家则反对此说，认为：“有有于秦马，有有于马也”（《墨子·大取》），“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小取》）。“白马非马”的论辩，对先秦名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东晋时，白马非马论仍具影响，但已鲜为人通，“此论现存，多有辩之者。辩之者皆不能弘通，故阙而不论也”（张湛《列子·仲尼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