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告子的伦理主张。《孟子·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认为爱亲（仁）出于我所乐为，“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而敬长（义）则从乎外在之长者而为，“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管子·戒》谓：“仁从中出，义从外作”，其义亦然。孟子则以为仁和义皆出于我心中之所悦为。义不在长者，生于我对长者的恭敬。后期墨家进而驳诘说：“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所利亦不相为外、内。”（《墨子·经说下》）认为爱（仁）、利（义）都是内，所爱、所利皆为外，而“仁内义外”说却把以“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同上）。把“（能）爱”与“所利”联系起来，偷换了“义”的含义，逻辑上犯了不同类相举即“狂举”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