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干宝

晋武帝[1]世，河间郡[2]有男女私悦，许相配适[3]。寻[4]而男从军，积年不归，女家更欲适之。女不愿行，父母逼之，不得已而去。寻病死。其男戍还，问女所在，其家具说之。乃至冢，欲哭之尽哀，而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女即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如初。

后夫闻，乃往求之。其人不还，曰：“卿妇已死，天下岂闻死人可复活耶？此天赐我，非卿妇也。”于是相讼。郡县不能决，以谳廷尉[5]。秘书郎王导[6]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礼断之。请还开冢者。”朝廷从其议。

——《搜神记》

〔注〕[1]汪绍楹考之，云“作惠帝为是”。晋惠帝，武帝子，名司马衷。　[2]河间郡：汉初置，治所在乐城（今河北献县东南）。　[3]适：女子嫁人。　[4]寻：犹“旋”，谓时间很快。　[5]谳廷尉：上交廷尉审判定案。廷尉，主管司法刑狱的高级官员。　[6]秘书郎王导：王导（276—339），字茂弘。据汪绍楹考证，他任秘书郎的时间，当在永康元年（300）。秘书郎为掌管国家所藏图籍的官员。

本篇全文不足二百字，但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开端、发展、结局都交代得极为清楚。河间男女是“私悦，许相配适”，不同于《晋书·五行志》和《宋书·五行志》所载这同一事件的“许嫁，已受礼聘”，说明他俩是不受封建礼教约束，敢于自由恋爱的。为了这纯真的爱，河间女被逼嫁人后，“寻病死”。干宝没有写明患的什么病，但我们不难推测出是同她的“不得已而去”有关，是同她与“从军”的河间男曾“许相配适”有关，她是为情而病而死的。她的“苏活”，“平复如初”，则是因被相爱者的“欲哭之尽哀，而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所感动而出现的奇迹。也就是说，她是为情而复生的。《牡丹亭》里的杜丽娘，为了情，“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河间女实为其前驱。河间男“从军”前与河间女“私悦”，“戍还”后便去“问女所在”，往冢前“哭之”，更“发冢开棺”，“负还家”，并抗争而不还于其夫。这些行为，都是当时社会所不允、礼法所不容的，而他竟敢于如此，亦不失一个能无视封建礼教、爱情专一的勇士。从这一角度来看，《河间郡男女》可以说是具有浪漫色彩的一支爱情的赞歌，而不视为荒诞的怪事。正如汤显祖所说：“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但是，河间男女对封建礼教的对抗，毕竟是自发的，有限度的。你看，河间女虽然家庭“更欲适之”，有“不愿行”的表现，但在“父母逼之”的情况下，不是终于“不得已而去”了吗？她既不敢抗婚，也不敢逃婚。在“苏活”，“平复如初”之后，其“夫闻，乃往求之”时，亦不敢挺身而出，表示自我的意愿。河间男虽在得“苏活”之河间女后敢于“不还”，但却不敢以他俩的“私悦，许相配适”作为理由，只能抬出“天”来为自己辩护。他说的“卿妇已死，天下岂闻死人可复活耶”是回避事实真相，近于抵赖。他说的“此天赐我，非卿妇也”，亦甚无力。假如对方指控他“发冢开棺”的非礼不法，他将何言以对呢？他俩的团圆结局，主要方面是依赖于王导的奏议和朝廷的认同，并非他俩抗争的胜利果实。如果没有王导的奏议和朝廷的认同，其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从王导奏议所说的“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可知，他写作本篇之用意，当为宣扬天人感应，“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干宝《搜神记序》）。我想，这也是本篇的题旨所在吧！

（何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