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干宝
胡母班[1]，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驺，呼班云：“泰山府君[2]召。”班惊愕，逡巡未答。复有一驺出呼之，遂随。行数十步，驺请班暂瞑。少顷，便见宫室，威仪甚严。班乃入阁拜谒。主为设食，语班曰：“欲见君，无他，欲附书与女婿耳。”班问：“女郎何在？”曰：“女为河伯[3]妇。”班曰：“辄当奉书，不知缘何得达？”答曰：“今适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班乃辞出。昔驺复令闭目，有顷，忽如故道。
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须臾，果有一女仆出，取书而没。少顷复出，云：“河伯欲暂见君。”婢亦请瞑目。遂拜谒河伯。河伯乃大设酒食，词旨殷勤。临去，谓班曰：“感君远为致书，无物相奉。”于是命左右：“取吾青丝履来。”以贻班。班出，瞑然忽得还舟。
遂于长安经年而还。至泰山侧，不敢潜过。遂扣树，自称姓名：“从长安还，欲启消息。”须臾，昔驺出，引班如向法而进，因致书焉。府君请曰：“当别再报。”班语讫，如厕。忽见其父着械徒作，此辈数百人。班进拜流涕，问：“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见遣[4]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处。知汝今为明府所识，可为吾陈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头陈乞。府君曰：“生死异路，不可相近，身无所惜。”班苦请，方许之。于是辞出还家。
岁余，儿子死亡略尽。班惶惧，复诣泰山，扣树求见。昔驺遂迎之而见。班乃自说：“昔辞旷拙，及还家，儿死亡至尽。今恐祸故未已，辄来启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语君‘死生异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班父。须臾，至庭中，问之：“昔求还里社，当为门户作福，而孙息死亡至尽，何也？”答云：“久别乡里，自欣得还，又遇酒食充足，实念诸孙，召之。”于是代之。父涕泣而出，班遂还。后有儿皆无恙。
——《搜神记》
〔注〕[1]胡母班：东汉末名士。“胡母”系复姓。 [2]泰山府君：道教所奉泰山神，传说掌管人间生死。 [3]河伯：神话传说中的黄河水神。 [4]遣：一作“谴”，惩罚之意。
古人通贿权要，谓之“关节”，颇似今之“拉关系”、“走后门”，人间有此招数，阴间也不例外。《列异传·蒋济儿》中，曾叙说魏国的一位领军将军蒋济，去找一位叫孙阿的人，对他说：我那死去的儿子托梦给他母亲，说你就要去任泰山令（鬼官职），请到任之后给他换一个舒适的差事。这位要官不要命的孙阿闻之大喜，并说将军之言一定照办。孙阿死后一个多月，蒋济的儿子又托梦于母，说他已由一个辛苦的小差吏调任官府录事了。这个从阳间开到阴间的“后门”，靠的倒不是“钱”，而是“权”，蒋济以其权势去影响孙阿，孙阿以其手中之权提拔其子，看来“权”也照样可以使“鬼推磨”。如果说蒋济是个“好爸爸”，那么胡母班则是一位“好儿子”。不过这位东汉名士胡母班倒并没有什么钱和权，那么怎么为他父亲敲开“后门”的呢？这就得慢慢道来了。
泰山，早在汉代就被说成是阴府所在，“主召人魂”。胡母班一次经过泰山，治鬼招魂的泰山府君派两名骑士将他邀进官邸，请他捎个信给女婿河伯。一年之后胡母班返家，经过泰山时仍不忘向泰山府君述说传言情况，泰山府君很是感激，并表示欲图报答。当胡母班言毕去上厕所时，忽然看到亡父戴着刑具在服劳役。亡父向他诉说一番痛苦之后，随即要他向泰山府君去说情，请求免除劳役，放回故乡去做个土地神。儿子遵命求情，泰山府君开始倒有点原则性，说：“生死不同路，不能亲近，他的境遇也不必怜惜。”可是经不住胡母班苦苦哀求，也就从其所愿。“后门”就是这样打开了，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乘时蹈机，祸不旋踵。”一年多的时间，胡母班的几个儿子几乎死光了，惊恐之下，只得求告泰山府君。于是泰山府君召见胡母班的父亲，责问道：你要求回乡做土地神，理当造福家庭，如今你的孙子几乎死完了，这是什么原因？胡母班的父亲说：久别乡里，欣喜返归，又遇上丰盛酒菜，实在思念孙子们，所以就把他们召来了。泰山府君听后，下令革去其职，改派土地神，此后胡氏一家平安无事。作品的本意也许只在宣扬“生死异路”，“发明神道之不诬”。但是，细细品味，亦会另有发现。其一，世事纷纷，无奇不有。有权者固然可以谋私，如蒋济之流；无权者亦未尝不可以利用关系敲开“后门”。胡母班为泰山府君送信倒是本无此意，却不料被精于“关系学”的父亲及时抓住，于是“好儿子”便将那点传书之劳，作为“拉关系”的筹码，加以充分利用，拉者与被拉者无须明言，各自心中有数，写得颇有特色；其二，由“后门”而得益者固然大有人在，否则你怎么解释从古至今，是人是鬼，“走”之不绝呢！不过，“福兮祸所依”，由“后门”而得“祸”者也不乏其人，胡母班走通了“后门”，却付出了几个儿子的代价，殆是始料不及吧？“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淮南子·原道训》）辩证法就是这么奇妙、无情，巧于弄权、精于“后门”者，亦可思之。
作品在表现上也采用了“逞神思而施以人化”（鲁迅语）的手法，而且还“化”得相当成功。泰山府君虽官高位重，却也不是什么事事正确的神仙，胡母班向他禀报传书情况之后，即致谢意，并表示“当别再报”。也就是这种图报之心，终使“原则”化为乌有，酿成了无可挽回的恶果。后来他对胡母班父亲的处置，又显示了他严明果断、不忘旧情。可以说他的过失与严明，都与“情义”二字有关，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吧，这位手操生死的鬼官，并不使人闻之色变，恰恰相反，倒给人几分似曾相识之感。就是河伯对胡母班的殷勤接待，临别赠物，也都充满着人世的情理。至于胡母班的父亲，则是另一种形象。他死后“见遣三年”。之所以如此，殆是生前罪孽所致，然而他不思赎罪，却见机而上，出谋划策，利用“关系”，一要放出，二要“位子”。一切到手便得意忘形，得志猖狂，摧残生灵，显然是一个巧于钻营，贪得无厌，连子孙也不顾及的“恶鬼”。这一形象人们也并不怎么陌生吧？同是神鬼，各具特色，作者不着墨于外形，而是通过各自的言行刻画其精神品貌，这就使形象更具深度了。
这个故事的规模已经突破一般“志怪”的格局，但是，事多而不散，“人”多而不乱，“人”与事，事与事，“人”与“人”，环环相扣，使情节得以曲折而自然地向前演进。胡母班系泰山人氏，因而他两过泰山，一出一返，传书与禀报也就顺理成章，而无生编硬凑之感；前面大段写受命传书之经过，实为泰山府君感激图报作铺垫，而这又是胡母班父亲能见机出谋、胡母班能大胆求情的因由。前有“不可相近”之言，后以“相近”为害，再以“代之”则宁，加以反复验证，一呼一应，开合有致；就是河伯赠物亦非闲笔，既显示了酬谢之情，更为日后泰山府君深信传书确至，作了伏笔。这种细针密线、构思精微，都反映了作者围绕中心创造故事的用心与才能。后世传奇小说的创作，无疑从这里获得了不少启示。
（赵其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