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指利益或功利。有公利和私利之分。在先秦，各家都对利有所论述。《论语·里仁》：“放于利而行，多怨。”北宋邢昺疏：“人每事依于财利而行则是取怨之道。”此指个人之利，私利。对君主之利，有的崇之为“公利”，有的斥之是“私利”。在道德价值观上，常与“义”对举。墨家“尚利”，以“兴天下之利”为行为的价值取向，并用以作为区别善、恶的标准，强调：“义，利也。”（《墨子·经上》）肯定了利与义的统一。法家韩非视利己（“自为”）为人的本性。并称君利为“公利”，臣利为“私便”，认为人各“利异”，公私相背，强调“塞私便”而“立公利”。道家崇尚“自然”，主张“绝巧弃利”，超乎“利害之端”。儒家“轻利”，尤贱私利。斥求利是“小人”的品性，盗跖的行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荀子承认“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但又视“利”为“恶”的根源，“保利弃义，谓之至贼”（《荀子·修身》）。汉儒董仲舒更以为“利者，盗之本也”（《春秋繁露·天道施》）。“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春秋繁露·玉杯》）。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使儒家的道德价值观具有非功利的道义论特点。宋明理学家进而认为：“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二程遗书》卷十六），“盖只以利为心则有害”（《二程遗书》卷十九）。主张“不论利害，唯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二程遗书》卷十七），“不顾利害，只看天理当如此”（《朱子语类》卷二十七）。与之相对立，南宋陈亮、叶適则强调“功利”的道德价值，“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卷二十三）。明李贽肯定私利的合理性，“夫欲正义，其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德业儒臣后论》）。清颜元以“富天下”、“强天下”为大利，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把计谋功利视为道义的目的。近代进步思想家引入西方功利主义，批判传统儒家的“贱利”思想，肯定私利并与他利相结合。严复主张“开明自营”，即“大利所存，必其两益”（《天演论》导言十四《恕败》按语）。“五四”时期，又有陈独秀等人的“自利利他主义”，认为要利己就必须利他、利群，主张以个人利益为基地，调节利己与利他的关系。参见“义利之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