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与人欲之辩”的简称。中国哲学史与伦理思想史中关于道德规范与物质欲望之间的关系的论辩。最初见诸《礼记·乐记》：“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已有把“天理”与“人欲”对立的倾向。但又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并不否认物质欲望的合理性。后世对此有“以理节欲”、“存理灭欲”、“理存于欲”三种见解。西汉董仲舒、西晋裴主张“节欲”：“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春秋繁露·保位权》）裴也提出“欲不可绝”，把满足人们物质欲求视为全身保生的前提。认为纵欲会失“天理之真”，而倡导“节欲”（《崇有论》）。宋明理学家吸取李翱的“性善情恶”说，融进佛道“灭欲”、“无欲”的成分，主张“存理灭欲”。程颐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遗书》卷二十四）朱熹更强调：“革尽人欲，复尽天理”。陆王学派也主张排除人的物质欲求。王守仁认为，“去得人欲，便识天理”（《传习录上》）。南宋叶適则反对“存理灭欲”说，“以天理人欲为圣狂之分者，其择义未精”（《习学记言序目》）。自明代中叶，遂产生“理存于欲”的思想。李贽断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肯定“人伦”奠基在“穿衣吃饭”的物质生活中，强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明灯道古录》）。明清之际，许多思想家肯定人的私欲存在之客观与必然。傅山认为，“私者，天也”（《霜红龛集》卷三十二）。顾炎武主张，“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亭林文集·郡县论五》）。黄宗羲明言，“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明夷待访录》）。陈确认为，“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无欲作圣辨》）“天理”不能离开“人欲”而单独存在，强调两者的统一。王夫之也指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四）。清代中叶，戴震激烈批评宋明理学“以理杀人”，主张“欲根于血气，故日生也”（《孟子字义疏证·性》），肯定欲为人之根于生理上的本性，无法绝灭。又明确提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理》），以为一切道德观念离开人的情欲就无法存在。由此提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同上），并以“正情遂欲”为理想人格的标准，“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与某书》）。戴震的见解比较全面与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