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与伦理思想史中对义利关系的争论。指道德原则、规范与物质利益、欲求之间的关系及其辩论，其实质为道德价值观的问题。“义者，宜也”（《中庸》），指人们的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利”指利益、功利，主要指物质利益、欲求。源起于春秋战国。自春秋起，已有“言义必及利”（《国语·周语上》）、“事利而已”（《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和与此对立的“思义为愈”（《左传·昭公十年》）的见解。由春秋而战国，儒家创始人孔子重义轻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强调以义来制约人的行为。孟子进一步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墨家则以为，义之可贵在于利人：“义可以利人，故曰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道家持自然无为的观点，对儒墨两家均作了否定，“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从人人皆“自为”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不会有利人或爱人的道德信念。荀子兼综儒墨，既讲“重义轻利行显明”，又说“泛利兼爱德施均”（《荀子·成相》）。提出“义与利者，人所两有也”（《荀子·大略》）的见解。但在道德价值观上，则主张“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西汉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成为后世正统儒家义利观的宗旨所在。宋明理学家大多认为仁义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程颐说：“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遗书》卷十六）朱熹以为，“凡事不可先有利心，才说着利，必害于义。圣人做处，只问义边做”（《朱子语类》卷五十一）。他们又把义利之辩引申为公私之辩和理欲之辩。宋代功利主义思想家的观点与此相反。李觏主张，“人非利不生，曷何不可言？……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觏集·原文》）王安石以为“理财”为治国之本，“理财乃所谓义也”（《王文公文集·答曾立公书》），为传统的“义”作了新的价值规定。陈亮、叶適倡事功之学，陈亮认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龙川学案》）叶適说：“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卷二十三），都以功利作为评价人的行为的价值标准。明李贽指出：“夫欲正义，其利之也；若不谋利，不可正矣。”（《德业儒臣后论》）颜元一反董仲舒之意而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的主张。近代以来，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功利论被介绍到中国。严复抨击儒家道义论，认为“几率天下祸仁义”，断言“功利何足病”，以为“民之所以盼盼勤劳者，为利进耳”，以西方功利论重新估价义利之辩。又强调：“庶几义利合，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欤。呜呼！此计学家最伟之功。”（《原富》按语）主张把追求个人私利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梁启超著《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以为“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驰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就两千多年的义利之辩演变而言，儒家重义轻利的道义论占据着统治地位，功利论只在先秦、两宋、明清之际有过短暂的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