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健的本意是刚强、有力。顺的初义为顺水势而流，引申为顺玉石的纹理而治玉，又引申为顺从、顺应等义。在殷周时健顺是单一概念。作为对偶范畴，健与顺见之于《周易》的《泰卦·彖》：“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健是指乾卦的本质是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健有自强、刚强的含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周易·乾·文言》）。乾为阳、为刚、为健，故为阳刚、为刚健，“刚健而不陷”（《周易·需·彖》）。与乾相对之坤卦，象征阴，尚柔、尚顺。“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周易·坤·彖》）万物生于地，然独阴不生，所以地以柔顺上承乎天，而后万物生。“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同上）“坤，顺也。”（《周易·说卦》）“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周易·坤文言》）又由于“坤至柔”（同上），所以，柔顺并称。“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周易·明夷·彖》）“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周易·系辞下》）《易传》以健顺描述宇宙万物的生长、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以及道德意识与行为，使之起着联系天道、地道、人道的阴阳、刚柔、仁义的作用，从而抽象为范畴。但在先秦时，这一范畴并未引起哲学家的普遍关注。荀子仍然在顺应、顺从这个意义上使用顺字，“体据固而心势诈，术顺墨而精杂污”（《荀子·修身》）。荀子由性恶而礼而法，韩非便由性恶而尚法，主张顺民，“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吕氏春秋》认为，功名的成就、举事的成败、国家的盛衰，其要就在于能否顺民心。“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吕氏春秋·顺民》）西汉《淮南子》也在传统含义上运用顺字，“圣人呼吸阴阳之气，而群生莫不喁喁然然，仰其德以和顺”（《淮南子·俶真训》）。董仲舒以顺逆对举，“逆顺自著，其幾通于天地矣”（《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东汉魏伯阳撰《周易参同契》，托《周易》以发明修丹之大旨。“乾健盛明，广被四邻，阳终于巳，中而相干。……道穷则反，归乎坤元，恒顺地理，承天布宣。”（《周易参同契》中编）三国时虞翻《周易注》认为“健，乾；说，兑也。以乾阳获阴之和，故决而和也”（《周易集解》卷六引）。“故顺乎天应乎人，坤为顺也。”（《周易集解》卷七引）以乾之义为健，坤之义为顺。坤顺于乾天，乾健决于坤阴。魏晋时，王弼明确指出“健也者，用形者也”（《周易注·乾》）。“坤也者，用地者也。”（《周易注·坤》）坤地的柔顺与乾天的刚健，构成了对偶范畴。“夫体无刚健，而能极物之情，通理者也。以柔顺之德，处于盛位，任夫文理者也。”（同上）健顺两者虽品德有异，但都能极物之情而通达物理，而起着联结其他范畴的作用。隋唐时期，孔颖达受李世民诏撰五经义训。他在《周易正义》中对健顺加以训释：“健是乾之训也，顺者坤之训也。”（《周易正义》卷一）乾之训为健，是因“纯阳刚健，其性刚强，其行劲健”（同上）；坤之训为顺，是因“坤是阴柔，以和顺承平于天”（同上）。北宋张载则认为乾阳健，坤阴顺之所以然，乃形而上“太虚之气，阴阳一物也，然而有两体，健顺而已”。健顺是太虚阴阳之气的两体，即一而二；健顺两体根源于太虚之气，即二而一。健顺作为太虚之气的两体的象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苟健顺、动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尔。”（《正蒙·神化》）程颐进一步对健顺范畴作了分疏和规定。“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谓乾。”（《周易程氏传》卷一）“以刚、健、中、正、纯、粹六者，形容乾道。”（同上）南宋朱熹对健顺范畴的内涵予以规定：“乾只是个健，坤只是个顺。纯是阳，所以健；纯是阴，所以顺。至健者惟天，至顺者惟地。所以后来取象，乾便为天，坤便为地。”（《朱子语类》卷六十八）这里论述的次序是，乾坤—健顺—阴阳—天地。朱熹以阴阳为所以健顺以及健顺内涵、性质的内在根据，“健是察得那阳之气，顺是察得那阴之气”（《朱子语类》卷十七）。明清之际王夫之对健顺范畴的规定更为深刻具体。“易简者，唯阳健阴顺而已。”（《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健顺具有阴阳的性质。但这种性质在形上学本体太和中是浑沌未分的。“太和本然之体，未有知也，未有能也，易简而已。而其所涵之性，有健有顺，故知于此起，法于此效，而大用行矣。”（同上）“健顺合而太和，其几必动，气以成形，神以居理，性固具足于神气之中，天地之生人物，人之肖德于天地者，唯此而已矣。”太虚也具有健顺之理。“天惟健顺之理充足于太虚而气无妄动，无妄动，故寒暑化育无不给足。”（《张子正蒙注·天道篇》）健顺对待具有普遍性，“阳健阴顺，积阳以纯健而乾成，积阴以纯顺而坤成。……至健而易，至顺而简，易简而险阻知，唯其纯也”（《周易外传》卷六）。就健顺范畴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而言，王夫之提出“健顺相资”和“相济而和”的命题。“知性知天，则性与天道通极于一，健顺相资，屈伸相感，阴阳鬼神之性情，皆吾所有事，而为吾职分之所当修者矣。”（《张子正蒙注·诚明篇》）健顺之性为仁义之所属，又与善恶相联结，健顺范畴便成为仁义与善恶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