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公私是中国哲学范畴系统中通贯始终而又在现代普遍使用的范畴。殷周时期，由于私有制早已出现，便有公与私相对待的概念。公也指祖宗，称先公，亦指君或尊贵之称。私是指私家，“无或私家子狱之两辞”（《尚书·吕刑》），不可仅听信一家之言而有所私袒。《周官》中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句。《诗经·小雅·大田》中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反映了井田制的先公后私的关系。公指公事，“夙夜在公”。《春秋左传》中则有明确的公私关系的价值指向，“私仇不及公，好不废过，恶不去善，义之经也，臣敢违之？”（《左传·哀公五年》）儒家孔子还无明确公私对待概念，孔子认为，“敏则有功，公则说”（同上），公平使人民高兴，偏私人民便不悦乐，在孔子深层意识中蕴含尚公鄙私思想。孟子便十分显明地把公与私对立起来，“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通过对井田制的解说明显体现出先公后私的价值取向。荀子“人论，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荀子·儒效》）。同样提倡主体行为活动的抉择与取与以公为原则，“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修身》）。儒家公私观基本可谓先公后私，忠公无私，反对多私和以私抉择、取与。道家老庄与儒家志趣有别，《老子》无公私对待概念，“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老子·第十六章》）。“不以其无私欤？故能成其私”（《老子·第七章》）。《庄子》与《老子》同，无公私对待概念。“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庄子·大宗师》）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批判自爱、自利以及自私。墨子赞扬：“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墨子·兼爱下》）管子学派明公私之别，给公私作了规定： 公指公平无私或公法，“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大小莫不载”（《管子·形势解》）。慎到的学说，《庄子·天下》曾概括为“公而不党，易而无私”。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对公私的内涵作了明确规定：“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已知之矣。”（《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在首卷《孟春纪》便专著《贵公》、《去私》两篇，阐述公的价值、地位和意义，以及私的危害和去私的必要。“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吕氏春秋·贵公》）《淮南子》认为，公私不两立，“公道通而私道塞矣”（《淮南子·主术训》），“公道不立，私欲得容”（《淮南子·说山训》）。贾谊鉴于秦末以来道德的沦丧，在《道术》中提出五十六对道德范畴，其中对公私范畴规定为“兼覆无私谓之公，反公为私”（《新书·道术》），这是公与私的相互界说。《礼记·礼运》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董仲舒认为“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汉书·董仲舒传·对策三》）。魏晋玄学家王弼从道家系统来诠释公私。王弼在注释《老子》“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时说：“无私者，无为于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老子注》第七章）以无为于自身释无私。嵇康发挥道家自我精神，由无私心杂念而超越自我。他认为越自我而无私心，就在于越名教而任自然，“论公私者，虽云志道存善，口无凶邪，无所怀而不匿者，不可谓无私。虽欲之伐善，情之违道，无所抱而不显者，不可谓不公”（《释私论》）。隋唐时期，王通认为公私之分，“夫能遗其身，然后能无私，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道可行矣”（《中说·魏相》）。韩愈以他自己合仁义所说的道德，是“天下之公言”，以老子去仁义所说的道德，是“一人之私言”。柳宗元以公私为价值标准，衡量中国长期论争的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国家体制的优劣。“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封建论》）北宋周敦颐则认为，公与私两种道德价值，与“立人极”的道德本体相联系，公是为圣的内涵之一：“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问：‘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通书·公》）张载以公私区别君子与小人，认为“小人私己”，“君子公物”。“君子于天下，达善达不善，无物我之私 。”（《正蒙·中正》）二程把公私范畴比较系统地与义利、理欲范畴联系，而构筑范畴系统。他们对公私给予时代的解释：“仁者，公也。”（《遗书》卷九）“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后，只有礼，始是仁处。”（《遗书》卷二十二上）只有克私才能仁，仁方能公。“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众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则与众同利。”（《周易程氏传》卷三）还认为：“公则一，私则万殊。”（《周易程氏传》卷十五）一即是同，万殊有差异便不同。二程基于对公私的规定，认为“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周易程氏传》卷一），从而达到“至公无私，大同无我，虽渺然一身，在天地之间，而与天地无以异也”（《程氏粹言》卷一）的境界。南宋朱熹十分重视公私之辩。他说：“人只有一个公私。”（《朱子语类》卷十三）“己者，人欲之私也；礼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并立。”（《论语或问》卷十二）朱熹与湖湘学派争论仁与公私的关系，而与功利学派则争论王霸、理欲与公私的关系。陈亮认为“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又丙午秋书》）。叶適则认为，私是主体为满足生存物欲价值的需要，“有己则有私，有私则有欲，而既行之于事矣”（《进卷·春秋》）。明王守仁在公私观方面与朱熹相近。他主张“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传习录》上），“君子之学，为己之学也，为己故必克己，克己则无己。无己者，无我也。世之学者，执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为为己”（《书王嘉秀请益卷》）。李贽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德业儒臣后论》）为私的价值合理性作论证。明清之际黄宗羲表述了相似的观点：“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明夷待访录·原君》）这是人的生理需要。王夫之则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鉴论》卷十七），明确公天下与私天下的界限。随着西学东渐，公私价值观念发生渐变，私与欲受到一些思想家的重视。清戴震主张“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孟子字义疏证·才》）。近代，开一代之风气的龚自珍专撰《论私》篇，阐明私是天、地、人的普遍现象。“天有私也”，“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床闼之内，日月有私也”（《论私》）。梁启超把中国旧伦理与西方新伦理作了比较，认为中国旧伦理必须从“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中挣脱出来，既讲公德，亦不忽视私德。“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新民说·论公德》）孙中山以公天下为其社会理想。“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皆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孙文学说》）“天下为公”就是“大同世界”，“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军人精神教育》）。综观中国哲学史，公私范畴是通过中和范畴，由心性范畴转化而来的。公私范畴的横向发展是通过消长范畴转变为理欲（天理人欲）范畴。公私范畴的上行运动是义利范畴，下行运动是善恶范畴。由心性范畴到义利、公私、善恶范畴，又构成三位一体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