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太平御览》卷八二六资产部引“经，织从丝也”，指织布的经丝。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凡为布帛必先经而后纬，故经始、经营、经常之义生焉。”经常是其引申义。《说文》：“权，黄华木，从木雚声。一曰反常。”徐灏认为权“借为权衡之权，今所谓秤锤也。衡主平，秤物之轻重”（《说文解字注笺》）。《说文小学答问》认为，“经典权字恐本作卷”。权、卷相通。权谋、权变均是引申义。《尚书·酒诰》：“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孔安国《传》释“能常德持智”。蔡沈《书经集传》训为“经其德而不变”，经为经常不变之义。“厥既得人，则经营。”（《尚书·召诰》）经营指规度、筹划、营造的意思。权有权宜、权变的意思。“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尚书·吕刑》）孔安国《传》释为权宜。蔡沈解释为“权者，进退推移，以求其轻重之宜也”（《书经集传》），与孔同。《尚书》无见经权对偶。《易经》中经字两见，“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颐·六二》爻辞），“拂经，居贞吉”（《颐·六五》爻辞），但无见权字。《周易集解》引王肃曰：“经，常也。”《诗经》中经、权多见。“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诗·大雅·灵台》）经营，有营造、建筑的意思。“旅力方刚，经营四方。”（《诗·小雅·北山》）经营，有筹划的意味。“今也每食无余，于嗟乎!不承权舆。”（《诗·秦风·权舆》）“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诗·郑风·狡童》）孔颖达疏：“权者，称也。所以铨量轻重，大臣专国之政，轻重由之是之谓权臣也。”权臣即掌握了权力的大臣。《左传》中已见经权并提，宣公十二年，晋军救郑，到了黄河，听说郑楚已讲和，这时对于是否渡河进军，三军首领的意见有分歧，上军士会说：“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左传·宣公十二年》）权为权谋、谋略，经为治理、筹划。二者并非在经常与权变意义上的对待概念。《论语》中经字一见，“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自经即自缢、自杀。权字三见，“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论语·尧曰》）。权是度量衡，即量轻重的衡量。另二权具有哲学概念范畴的意义，“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论语·微子》）战国时，孟子对经权思想有所发展。“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孟子·尽心下》）这里反经与“反经合道为权”的反经含义有异。这可以从孟子权与礼的对偶中得到印证。“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赵岐注：“权者，反经而善也。”孟子的这种思想蕴含，被汉代学者所发展。《庄子》经权多见。经有常义，“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庄子·养生主》）。权有变、动之义，“全然有生矣，吾见其杜权矣”（同上），指闭塞的生机开始活动。权也有权力之意，“亲权者，不能与人柄”（《庄子·天运》）。荀子的经权论既与王霸范畴相联系，也与礼法相联结，而构成范畴系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荀子·正名》），把道作为治理国家根本常理。在此基础上能做到“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势，不利便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同上），遵守正道而无二心。经与权虽未对称，但在语意上相互联系。若“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荀子·王霸》）。隆礼义是与权之轻重相关联。要成为“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人主必须“知明制度权物称用之为不泥也”（《荀子·君道》）。西汉董仲舒不仅肯定“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春秋繁露·玉英》），而且亦肯定礼分经礼与变礼。“春秋有经礼、有变礼……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同上）在经与变发生冲突，不能两全时，就需分辨孰轻孰重，这样才可权相适宜。王充从人性论角度，论证“反经合道”。他认为孟子主性善论，“中人以上者”；荀子主性恶论，“中人以下者”；扬雄倡善恶混，“中人也”。“若反经合道，则可以为教”（《论衡·本性》）。魏晋南北朝时，关于经与权的论争，继续汉以来的说法。三国魏王弼认为，“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论语释疑》皇侃疏引）。晋韩康伯继承王弼思想注《系辞传》：“权，反经而合道，必合乎巽顺，而后可以行权也。”（《周易注》）北宋王安石变法，就是对“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常规原则的批判，而主张变祖宗之法。这种“反经合道”理论，正是其变法的合理性的理论根据。“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尽，君子有时而用礼，故孟子不见诸侯；有时而用权，故孔子可见南子。”（《再答龚深父论语、孟子书》）礼作为常规的经，是不可改变的。但王安石认为，礼与权都是君子所操作的工具，“若有礼而无权，则何以为孔子”（同上）。王安石肯定汉学的“反经合道为权”论，邵雍先否定其半，二程又否定其半，而主经即权论。邵雍说：“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得一端者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下》）所谓权，“权所以平物之轻重，圣人行权，酌其轻重，而行之合宜而已。故执中无权者，犹为偏也”（同上）。二程对汉儒“反经合道为权”取否定态度。“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故有权变权术之论，皆非也，权只是经也。自汉以下，无人识权字。”（《论语集注》卷五引）认为权即经，这便有把两者等同之嫌。依二程的理解，若以反经合道为权，权就会产生权变术的弊端。“世之学者，未尝知权之义，于理所不可，则曰姑从权，是以权为变诈之术而已也。”（《程氏粹言》卷一）朱熹论经权，一是要阐发孟子观点，二是要解决程氏经即权与汉儒“反经合道为权”的冲突。他对程氏之说作了修正，坚持他的既对待又统一的哲学思维。“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义推之，则权与经亦当有辨。”（《论语集注》卷五）由此认为“经自经，权自权”（《朱子语类》卷三十七）。经与权分而为二，“权与经，不可谓是一件物事。毕竟权自是权，经自是经”（同上）。经与权是常与变之别，“经者，道之常也；权者，道之变也”（同上）。经与权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别，“固是不同： 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概不可用时多”（同上）。朱熹弟子陈淳撰《字义详讲》，专列经权范畴。陈淳批判汉儒的反经合道，认为：“既是反经，焉能合道？”（《北溪字义·经权》）依他的理解，经即是道，则反经合道为自相矛盾。但他又与朱熹一样取汉儒“经与权相对”（同上）说。“经所不及，须用权以通之”（同上），“经是日用常行道理，权也是正当道理，但非可以常行，与日用常行底异”（同上）。明清时期，经权论争继宋元而未衰，且进一步深入。王守仁在回答“孟子言执中无权犹执一”时说：“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集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个规矩在。”（《传习录》上）否定执一。执一即是“立定个格式”（同上），指经而言，权与经有别。权是权变，而非常规的经，要因时制宜，以适应时势的需要。然权变以中作为最高价值标准。近代康有为在经权论上仍称赞孔孟的反经合道说。“《孟子》：‘权然后知轻重。’盖转移而后得其平，变置无常而后得其正，谓之权。”（《论语注》卷九）肯定权而后得其正。若执常而不知变，“执一而不知时中，则为拘儒小儒而害大道矣”（同上）。他批评程颐攻击《公羊传》的权义，“己所不知，削孔子之大义，令圣人之大义日亡，此则宋儒之割地偏安也”（同上）。由于不知反经合道为权，而有国弱民贫，割地偏安之患。康有为主张，“时措有宜，变通尽利，其以行权，固有反经而合道者”（同上）。此道是“孔子之道，主于时，归于权”（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