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范畴。和合两字都见于甲骨文、金文。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合的本义是上唇与下唇的合拢。殷周之时，和与合是单一概念。《国语·郑语》较早提出“和合”范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论和同，他批评周幽王排弃明智有德之臣和贤明之相，而宠爱奸邪昏庸、不识德义的人。这是“去和而取同”。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国语·郑语》）是对周幽王“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同上）的弃和而取同的抨击。孔子基本上继承《左传》、《国语》的和同思想。他认为为政应和。所谓和，是宽和猛两极的相济：“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治国处事，礼仪制度，以和为价值标准。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管子》说：“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管子·幼官》）墨子从“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出发，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原则，“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墨子·尚同中》）。又说，“昔越王勾践，好士之勇，教训其臣，和合之”（《墨子·兼爱中》）。君臣、诸臣之间都能和合，国家才会富强。孟子虽没像《管子》、《墨子》那样以和合相连并举，但把和作为人的主要特征，而提高到与天时、地利并举。“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认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比较，人和是最重要的。儒道虽异，然天地阴阳和合而化生万物，儒道却相似。“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庄子·天运》）“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易传》认为，乾坤是万物的资始资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卷一），这里“太和”，即和合。“太和”朱熹注为“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周易本义》卷一），亦有合和与和合之意。“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周易集解》卷一），美的会合就合乎礼，使物各得其所利，就与义相应和。合是相对立两要素的和合，“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周易集解》卷九）。荀子和《易传》一样，继承史伯“和实生物”的思想，认为“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同上），合就是和合。法家韩非从不同角度论和。“大奸唱则小盗和，竽也者，五声之长者也，故竽先则钟瑟毕随，竽唱则诸乐皆和。”（《韩非子·解老》）《吕氏春秋》与《荀子》一样，把合作为万物产生的根源。“夫物合而成，离而生。知合知成，知离知生，则天地平矣”（《吕氏春秋·有始》），文中“合”是指天地阴阳的和合，如父母的结合，形成婴儿之体；离是指一物脱离另一物而独立，如婴儿脱离母体而生。《吕氏春秋》所说的合，实乃和合。“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同上）吕氏天地有初始的说法，与庄子对于天地有无初始的追根究底的诘难异趣，天地阴阳微而生物，塞以成形。生的大道是两个对立事物的合和。《乐记》认为，音乐以其和声，使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进入和合境界，“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礼记·乐记》）。和合的这种形上学的性格，在《淮南子》中有所展开。“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者也”（《淮南子·本经训》），天地和合阴阳之气，化生万物。天地阴阳为对待两极，“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淮南子·氾论训》）并对“和”作明确规定，和就是阴阳对待两极的调和、统一。汉高诱注：“和，故能生万物。”（《淮南子·氾论训》）董仲舒认为，合也是自然、社会、人伦中最普遍、最基本的原则、原理。“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春秋繁露·基义》）王充思想与董仲舒异趣。“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衡·自然》）三国魏嵇康以和乐是人对于玄远之境、人格理想的追求。音乐的来源是“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声无哀乐论》）。“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察于人情。”嵇康所谓“至和”、“太和”，是对于超尘轶俗、逍遥太和之境的追求。《太平经》在方法论上突破传统“太极生两仪”的二分法、一分为二法。《太平经》虽亦运用阴阳概念，但采取三分法，认为“凡事悉皆三相通，乃道可成也”（《太平经》卷四十八）。万物三分才能相通，三者同心相合，才能造就事物，达到和谐，“父母子三人同心，共成一家；君臣民三人共成一国”（《太平经》卷四十八）。《太平经》所谓“中和”，是指“主调和万物者也”（《太平经》卷十八至三十四），“阴阳者，要在中和，中和气得，万物滋生”。《老子想尔注》继承《太平经》和合思想。《太平经》主张三分而合，三合相通，即指阴、阳、和或太阳、太阴、中和三者，中和最贵。《老子想尔注》亦曰：“道贵中和，当中和行之”，“不如学生，守中和之道”（同上）。张伯端发挥《参同契》的思想，撰《悟真篇》。他认为“坎电烹轰金水方，火发昆仑阴与阳，二物若还和合了，自然丹熟遍身香”（《悟真篇》卷中）。佛教对于人和万物现象的生起说，与道、儒异趣，认为纷纭万象的世界万物都由因缘和合而起。“由此有法至于缘已和合升起，是缘起义。”（《俱舍论》卷九）和合是指“众缘聚会”（《大乘百法明门论疏》卷下）。大乘中观学派认为，不仅众生空，而且法亦空。“因缘和合故有，皆是虚妄。”（《大智度论》卷三十一）这是以“无为法”破“有为法”，“无为法”是指自身无独立自性，它通过对“有为法”的否定实现。从因缘与结果来说，有缘有果，无果无所谓缘，有果才称缘。“若众缘和合，而有果生者，和合中已有，何须和合生？若众缘和合，是中无果者，云何从众缘，和合而果生？”（《观因果品》）宗密认为，“悟此身但是众缘，似和合相，元无我人”（《原人论》卷下），既知我人本空，又为谁去贪嗔痴？故毋须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