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首见于《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东汉郑玄注：“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礼记注疏》）北宋司马光专撰《致知在格物论》一文，指出现实社会生活中善和是者少而恶和非者多，是因为“物诱之也，物迫之也”。比如桀、纣、盗跖，其所以反善为恶，就是不能战胜自己的私欲之心或外物之蔽。从这个意义来理解“致知在格物，格犹扞也，御也，能扞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矣”（同上）。二程从各个角度和层次论证了格物致知，构筑了格物致知论系统，主要包括以下要点： 其一，对格物致知的界说。“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遗书》卷十八）“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也。”（《遗书》卷二十五）物的内涵很广泛，既指理、主体以外的事物，又指“性分之物”等。“物者，凡遇事皆物也。”（《外书》卷四）“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外书》卷二）其二，格物致知的途径和方法。“如何可以格物？曰： 但立诚意去格物，其迟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迟。”（《外书》卷二十二上）“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外书》卷十八）格物穷理的方法便是积习和贯通。“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同上）其三，格物致知的宗旨。“致知，但知止于至善”（《外书》卷七），“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穷理”（《外书》卷十五）。这是从认知论向道德论的转向。另外还有从道德论向政治论的转向，“人之学，莫大于知本末终始。致知在格物，则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则所谓末也，终也”（《外书》卷二十五）。胡宏继二程格物致知之学，强调：“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则知不至，知不至则意不诚，意不诚则心不正，心不正而身修者，未之有也。是故学为君子者，莫大于致知。”（《知言·大学》）致知是推致吾心固有的知，并非指通过与客体事物相接触，由耳目获得的知识，“彼夫随众人耳目闻见而知者，君子不谓之知也”（同上）。格物是作为致知的手段，穷究事物之理是为了致心中之知。“是故儒者莫要于穷理，理明然后物格而知至，知至然后意诚而心不乱。”（《胡宏集·姜嫄生稷》）张栻继格训至说，“格，至也；格物者，至极其理也。此正学者下工夫处”（《答江文叔》）。以格物为至极其理，与二程、胡宏同。所谓致知，“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经》以发其蕴，泛观千载以极其变，即事即物身亲格之，超然会夫大宗，则德进业广有其地矣”（《送张荆州序》）。朱熹综合前人格物致知论的成果，全面系统发展格物致知论，构筑了理论体系。指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第一章）“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到十分，方是格物。”（《朱子语类》卷十五）所谓致知，“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大学章句》第一章）。“知者，吾自有此知。此心虚明广大，无所不知，要当极其至耳。”（《朱子语类》卷十五）穷极事物之理，便是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格物，谓于事物之理，各极其至，穷到尽头，若是里面核子未破，便是未极其至也”（《朱子语类》卷十八）。格物必须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认识亦层层递进，而获得真理性。致知除指吾心固有的道德知识外，亦指主体认识能力，“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觉则自心中有所觉悟。……盖知是知此一事，觉是忽然自理会得。”（《朱子语类》卷五十八）朱熹探讨了格物与致知的相互关系。认为就两者相分而言，“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格物是零细说，致知是全体说”（《朱子语类》卷十五）。陆九渊认为理无二理，“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无有二理，须要到其至一处”（《语录下》）。穷理、明理便是这一理，不需要从“一物上有一理”地去穷至。“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只此便是格物。”（《语录下》）朱陆格物致知同异，成为当时和后来学者论争的问题，并由此形成以格物为主导的外向型认识和以致知为主导的内向型认识。叶適沿前者而讲格物致知：“《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不以须臾离物也。夫其若是，则知之至者，皆物格之验也。有一不知，是吾不与物皆至也；物之至我，其缓急不相应者，吾格之不诚也。”（《水心别集》卷七）元明以后，格物致知仍主要朝内向型与外向型两个方向发展，其间虽也有交错的复杂情况，但基本倾向是清晰的。薛瑄尊奉朱学，以复性为宗。认为格物之物便是“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读书录》卷二），“圣贤之书，六艺之文，历代之政治，皆所谓物也”（同上）。指出格物是物与感官相接应中“求其是处”（《读书录》卷三）。或“求至极之理”（《读书续录》卷五），吴与弼之学得自朱学，但初显偏离朱学的倾向。比如其为学强调“圣人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诚意正心以修其身”（《励志斋记》）。“与弼之学，实能兼采朱陆之长，而刻苦自立。其及门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之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康斋集》提要）陈献章认为，“唯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复赵提学佥宪》）。超越程朱以读书为格物穷理，“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道学传序》）。许衡则认为，“知其性是物格，尽其心是知至也”（《许文正公遗书》卷二）。格物致知便是知性尽心，从而发展出王守仁的致良知说。王守仁指出：“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答顾东桥书》）他对格物作了新解：“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大学问》）以格训正，便舍弃其认识论意义，而使之成为纯粹价值论问题。王守仁所谓知，便是良知；致知，即“致吾心之良知”（《传习录》上）。之所以要格物，是由于人容易动于欲，蔽于私。格物就在于去私欲之蔽而正心明知。王守仁的弟子钱德洪把良知实现工夫看成格物。“格物之学，实良知见在功夫，先儒所谓过去未来，徒放心耳。见在功夫，时行时止，时默时语，念念精明，毫厘不放，此即行著习察，实地格物之功也。于此体当切实，著衣吃饭，即是尽心至命之功。”（《论学书》）王艮亦有所创新，提出“淮南格物说”，在当时思想界很受重视。“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车之两轮，实贯一毅”（赵贞吉《王艮墓铭》），王艮淮南格物以格物知本、立本安身为主旨。“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唯一物而有本末之谓。格，絜度也。絜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答问补遗》）王畿认为，“致知者，致其固有德性之知。非推极知识之谓。格物者，格其见在应感之物，非穷至物理之谓”（《慈湖精舍会语》）。格物不是穷至物理，而是应感之事实；致知并非推致知识，而是推致吾心之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