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时期哲学思想、理论的统称。其特点是：（1）试图对宋明理学作批判的总结；（2）提倡经世之用，注重实际；（3）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含有民主主义新思想。

在清兵入关镇压农民起义，清王朝建立，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化和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出现的背景下，明末清初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朱之瑜、陈确、傅山、李颙、唐甄等一批进步思想家、哲学家。他们代表了明清之际哲学的主流。

明清之际哲学的内容主要为：（1）反对君主专制，要求平均地权。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要求以“天下之法”来代替封建专制主义的“一家之法”；乃至声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王夫之也提出“循天下之大公，天下非一姓之私”（《读通鉴论·末叙论一》）。唐甄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进步思想家的这些反对君主专制的言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还在起义农民“贫富均田”的口号影响下，提出了平均地权的种种设想。从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幻想出发，或主张土地公有，平均“授田”（黄宗羲）；或主张“有其力者治其地”，“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王夫之）；或主张“亟夺富民之田”，“有田者必自耕”（颜元、李塨）。这些社会改革主张虽与农民起义的纲领有着质的区别，但与农民大起义充分暴露了社会矛盾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2）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推上新的高峰。在理气（道器）关系上，王夫之等人用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气一元论反对唯心主义的“天理”论。王夫之说：“缊太和，合于一气”（《张子正蒙注·太和》）；“阴阳者气之二体，动静者气之二幾”，把宇宙万物看作是气之动静、聚散的产物，并且具有一定的秩序，强调“理在气中”。又说：“天下唯器而已。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周易外传》卷五）顾炎武也肯定了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说：“盈天地之间者气也。”在道器关系上则主张“非器则道无所寓”（《日知录·形而下者谓之器》），正确回答了客观事物的规律与具体事物的关系。方以智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得出了“一切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的结论，并阐明了“物有其故”，即“物理”、“物则”，反对“舍物以言理”。在心物、知行关系上，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强调认识来源于外物，“知”依赖于“行”。王夫之提出“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程朱的“知先行后”和陆王的“知行合一”，主张“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方以智主张“以知还物”，认为正确的认识应该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在心性问题上，反对用先验的道德规律去戕害人性；还批判了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等命题。在辩证法思想方面，强调“一物两体”、“有一则有两”等命题。王夫之对于对立与统一、物质与运动、本质和现象、主观与客观等辩证关系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朴素唯物论所具有的机械性、命定论等弱点。（3）开辟了一代重实际、重实证的学风。指出宋明以来“空谈性理”的腐朽学风，使一般知识分子在理学的桎梏下，“足不出户”，“游谈无根”，“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顾炎武）；平日高谈“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一旦国家有事，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黄宗羲），并认为这种“蹈虚”、“空谈”的学风是祸国殃民的根本。由此提出“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潘耒《日知录序》），注意“经世致用”。正是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明清之际思想家们能够从社会生活的矛盾联结与客观历史的变动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一些历史运动的辩证规律，从而形成了哲学发展的高潮。

明清之际哲学大胆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但未能发现新世界；即使提出了某些未来社会的设想，也都披上了“三代之法”、“六经之旨”的外衣。新思想与旧传统的纠葛，形成了独创和因袭、内容和形式、活的与死的之间的重重矛盾。明清之际哲学对中国近代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